1948年汉城改名首尔后,旧城区的茶馆里常有人争论起“名字”这回事。老人们端着温热的米酒,指着门口斑驳的牌匾,说那上头最后一笔“城”字,是他们祖父亲手刻下。年轻人听了只是摇头,嘴里蹦出一串谚文,却再也不会写自己的汉字姓名。韩国对文字的割裂,不只发生在教科书和法律文件之间,也渗透进了家族记忆和日常琐事。
1970年朴正熙铁腕废除汉字,小学课本焕然一新,但村子里的婚丧嫁娶请柬却还时不时用到几个老派字样。“사과”,是苹果还是道歉?村头小卖部老板曾因这个词跟供货商吵了一下午,到底赔的是水果还是面子,谁也说不清楚。有个老法官讲过,他审理的一桩合同纠纷,就因为同音异义拖了三年——直到双方都气馁收场。这些生活里的混乱,在官方推行韩文专用后变得更频繁,有人说是文化断层,有人觉得不过是时代使然。
1998年金大中呼吁恢复汉字教育,一时间各地补习班如雨后春笋。有个邻居家孩子考上三星实习,因为持有“汉字能力资格证”,父母高兴得连夜包饺子庆祝,说这证书比托福还管用。据说2009年前总理联名上书要求小学加强汉字教学,这消息在社区中心传开后,不少退休教师又翻出尘封已久的《千字文》,给孙辈念上一段,只是孩子们听完,大多眨巴着眼睛问:“这些古怪符号到底有什么用?”
越南北部某县志残页记载:咸丰末年,一户陈姓人家以楷书誊录田契,如今却无人能辨识其内容。法国殖民者推行拉丁化国语字之后,那些旧契约、诗稿、族谱成了无法解读的谜团。一位河内大学孔院老师回忆,每逢春节,总有学生带来祖屋墙角挖出的竹简,请他帮忙辨认——结果往往只能认出几句残缺儒训,其余皆无从查考。
胡志明独立宣言后的扫盲运动,把国语字定为唯一官方文字。但到了2025年的春天,据中国语言交流中心统计,仅河内一个考点就近万人报名参加HSK考试。不少年轻人在咖啡馆边喝滴漏咖啡边背中文单词,他们嘴里念叨,“学好中文,以后去深圳工作”。据当地一家留学中介透露,今年赴华留学生人数涨幅惊人,还出现过一个小插曲:某批学生抵达广州,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找路边摊买煎饼果子,说这是网上看来的“中国特色早餐”。
蒙古国西里尔文改革那阵儿,据乌兰巴托郊区牧民回忆,自家的族谱忽然变得陌生起来。“爷爷讲过,我们原本用的是横写蒙文,可后来都改成俄式竖排。”1946年以来,新蒙文取代传统蒙古文字,使许多家庭失去了与先人的直接联系。一位图书管理员提及,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收到一箱旧经卷,无论如何都没人能读懂,只好束之高阁。
苏联解体以后,经贸形势急转直下。据地方矿业公司经理私下透露,现在90%的矿产出口要靠中国市场维系,“要不是靠南方邻居,我们早就关门歇业”。2015年的《蒙古国语言法》出台,让公务员重新学习传统蒙文成为必修课。在市政厅的小会议室,每周都有技术人员教大家怎么在电脑上输入那些弯钩绕圈的新字体。偶尔有老会计感慨:“我小时候抄账都是纸笔,现在打报告还得切换两种系统。”
新加坡东海岸的一间老杂货铺外,两位长者晒太阳聊天,一个拿英文报纸,一个捏着褪色华语教材。他们谈起1980年南洋大学被并入新加坡大学那阵儿,说自己表姐当时哭了一整晚。“我们明明都是华校毕业,可现在孩子连福建话都不会讲。”1979年的“讲华语运动”让普通话逐渐取代方言,但其实目的是配合英语主导政策。据附近学校老师私述,如今登记入学的新生家庭,大多数填写首选语言为英语,“家长怕孩子落伍,都愿意让他们先适应国际环境”。
根据2020人口普查数据,在组屋区楼道口贴出的通告也是英文优先,小孩玩闹时喊出的游戏规则,多半夹杂英式俚语。有一次,中秋节聚餐,几个年轻侄女竟全程用英语讨论月饼寓意,让长辈哭笑不得。有老人翻出李光耀晚年的自述片段:“关闭南大,我心痛,但没办法。”据坊间流传,这句话被刻在某处纪念碑底座,不过具体在哪儿没人肯定,只知道每逢清明祭祀,总有人提起这个故事,然后又聊到最近哪家的榴莲贵了多少块钱。
村口石板路旁,一只黄狗趴着晒太阳;墙角砖缝塞进去的一张泛黄卡片,上面印着几枚奇怪字符——或许是韩语、或许越南古契,又或者根本没人再认得出来。这东西搁在那里好多年了,每次打扫院子,总有人随手把它放回原处,好像谁也舍不得扔掉,也没有必要弄懂它到底写些什么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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