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浮世长安：唐代的民俗与人文》 程蔷董乃斌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张萱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
陶乐舞群俑
中唐小说集《广异记》中有这样一则故事：唐代费州多虎患，黔中道的山林里，常闻虎啸惊魂。一日黄昏，村民费忠背着米袋独行山中，暮色渐浓，他忙点燃柴火防身。忽然，远处传来阵阵虎啸，声震林间，费忠心头一紧，急中生智，把米袋撑起来，远远望去像个人影，自己则迅速爬上身旁的大树躲藏。
展开剩余84%片刻后，四只猛虎疾驰而来，见树下只有“人”形米袋，三只虎悻悻离去，唯独一只大虎留了下来。紧接着，怪事发生，那大虎竟褪去虎皮，化作一位白发老人，他枕着手臂躺在地上，似在静静等候。
费忠又惊又疑，悄悄爬下树，猛地扼住老人的喉咙。老人慌忙求饶，坦言道：“我是北村费老，因犯错被罚化作猛虎，天曹有本日历，列明我需食人，今夜该吃的正是你费忠，所以在此等候。”费忠半信半疑，翻看老人腰间的日历，上面果然写着自己的名字。
见费忠震惊，老人急忙说有办法化解，可将灾祸转嫁给他人。费忠无奈，最终依其言，让这场横祸落到了别人头上。这一则民间传说发生在大唐偏远的贵州山区，但从中透露出的是这里的人们也已经有了“日历”的概念，知道日历指明了某天应做某事，并且要严格执行。这种对日历概念的形成，和一整套行为模式，则来自于当时唐代由上至下对历法的重视和历本的普及。
在古代，历法具有全国性重大活动时间表的作用，也是老百姓知道节气、节日、农事、政事具体活动怎样协调的标准，像唐朝这样繁荣富强的大一统王朝，人们自然对历法、节日有着别样的理解，那些在日历上标注的各种节日如何演化？唐代百姓又创造出了怎样的节日形式？他们对于节日又有着怎样的理解？上海大学文学院的程蔷和董乃斌两位教授，在其著作《浮世长安：唐代的民俗与人文》中，运用诗文、史籍、笔记、小说等材料，从唐代的岁时节日、都市生活、各类妇女习俗、文人风貌、神灵崇拜与巫术禁忌、民间文学与技艺等六个方面详细分析唐代民俗。再现唐人的日常生活情境与唐朝的时代氛围，挖掘民俗事象背后的文化心理，展示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唐盛世。
古代中国的“国庆日”
对寻常百姓而言，除了历法上标明的节气是农事指南之外，节日则是平淡岁月里最值得期盼的盛典。人们在往复循环的生活中，民俗节日便是打破平淡的爆竹，不仅能让人们暂时忘却生活的烦忧、贫困的窘迫与无形的束缚，更以其独特的功能维系着人际和谐与社会稳定。同时，也让人们的生活有了盼头。这一规律，在唐代的民俗画卷中得到了尤为生动的印证。
唐代对传统民俗节日的态度，并未止步于简单承袭，而是赋予这些节日鲜明的时代气息。他们或以全新的形式丰富节俗内容，或为传统仪式注入新的内涵，其中，唐玄宗时期开创的“诞节”制度，更是唐代对节日体系的一大重要创新。
唐玄宗开元十七年（729年），朝廷正式将皇帝诞辰定为全国性节日，命名为“千秋节”（后改为“天长节”），规定每逢皇帝诞辰，全国休假三日，夜不宵禁，朝野同庆。这一举措打破了传统节日多源于自然崇拜、祖先祭祀的固有模式，将皇权象征融入节日体系，既彰显了对君主的尊崇，也为节日文化增添了全新的政治内涵。千秋节的庆祝极为盛大：长安城内，宫苑设宴，皇帝与群臣饮酒赋诗、观赏百戏；地方州县则张灯结彩，百姓可参与歌舞、竞渡等活动，形成天下同乐的热闹景象。唐玄宗李隆基还专门作了五言排律《千秋节宴》来描述千秋节的盛况：
“兰殿千秋节，称名万寿觞。风传率土庆，日表继天祥。玉宇开花萼，宫县动会昌。衣冠白鹭下，帟幕翠云长。献遗成新俗，朝仪入旧章。月衔花绶镜，露缀彩丝囊。处处祠田祖，年年宴杖乡。深思一德事，小获万人康。”
这一节日形式也被后世唐代皇帝承袭，成为唐代创造的国家性质的节日。这个节日将当时国家的象征皇帝与百姓的生活相关联，让皇权的影响深入民心，在休息与欢乐中，铭记皇帝带来的繁荣和富足。唐人在以家天下为范畴的帝制社会时期首创古代的“国庆日”。
正是这种对传统的坚守与对创新的包容，让唐代节日与彼时繁荣富足的社会生活深度交融，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唐人豪迈乐观、尽情拥抱生活的处世情怀。在节日内涵的演变上，唐代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轨迹：从侧重庄重的纪念意义，逐渐转向满足百姓娱乐需求的狂欢氛围。这一变化并非始于唐代，亦非中国独有，而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化趋势，但在唐代，这种转变因发展迅猛而格外引人注目。
不再沉重的节日
彼时，皇家仍会坚守节日中祭祀、祷祝等传统仪式，如“千秋节”虽以欢庆为主，仍保留着君臣朝贺等礼仪环节，力图在新创节日中延续礼制精神，其保守性显而易见；然而在广大民间，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千秋节这类新创节日，原有的信仰色彩与礼制意味都日渐淡化，取而代之的是游艺娱乐元素的持续强化，人们不再局限于肃穆的仪式，而是以更自由、更热烈的方式欢度佳节，或结伴赏灯，或踏青宴饮，或参与杂耍竞技，让节日真正成为释放身心、共享欢乐的全民盛宴。
这种从“神圣”到“世俗”的转向，恰似为唐代的节日文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，既通过传承传统节日与创新活动延续了文化与政治的双重生命力，更让节日贴近民众生活。
唐代以前，诸多传统节日带有浓厚的巫术与祭祀色彩。上巳（三月三）节最初以祓禊求洁、拂除不祥、祈求丰收为核心，仪式的巫术意味极强；寒食节延续着禁火的古老传统，而清明本只是一个自然节气，仅围绕上坟祭祖展开简单活动，整体节日氛围庄重肃穆，聚焦于对鬼神的敬畏与对先祖的哀悼。
进入唐代，朝廷与官员虽保留了部分传统节俗形式，如祓禊之礼，但节日的核心内容已发生根本转变。上巳节的祓禊仪式沦为点缀，饮宴游玩、尽情享乐成为主流；寒食节虽仍遵禁火古制，但其后的清明，在唐人手中被赋予了全新面貌。上坟祭祖之余，踏青郊游、饮宴作乐之风盛行，原本单纯的节气与祭祖活动，演变为兼具悼念与娱乐的复合型节日。
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，且始终伴随着官方的约束与民间的坚持。早在贞观初年，御史大夫韦挺便上疏批评“临丧不哀”之风，百姓在丧葬、上坟时非但无哀容，反而大宴豪饮，全然不顾传统礼仪规范。唐高宗龙朔二年（662年），朝廷更下诏严禁“寒食上墓，复为欢乐”“送葬之时，共为欢饮”的行为。然而，民间风气已成，禁令难以奏效。以致唐玄宗开元二十年（732年），朝廷还在重申，尽孝致哀就要有尽孝致哀的样子，足见当时节日娱乐化趋势已不可逆转。
改变流向的烟火气
唐代，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具活力与包容的时代，以其独特的时代精神，对传承已久的传统节俗进行了一场深刻而广泛的重塑。这场变革并非局限于寒食、清明等个别节日，而是覆盖了上巳、端午、重阳等几乎所有重要节俗。
追溯这场节俗变革的根源，离不开唐代社会蓬勃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。随着生产力的显著提升，农业丰收、手工业繁荣、商业兴旺，为百姓提供了充裕的物质生活，人们不再仅仅为生存奔波，开始有精力关注精神世界的满足。与此同时，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，打破了此前对天地宇宙、自然鬼神的蒙昧认知，人们对生命的价值有了更真切的体会，愈发珍视现世的时光，渴望释放人性中的快乐诉求。这种发自内心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成为推动节俗改造的核心动力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唐人对节俗的改造并非由官方主导的，没有明确的纲领或筹划，而是一场自下而上、众心合力的自然演变。从宫廷贵族的宴饮游乐，到文人墨客的雅集抒怀，再到市井百姓的民俗狂欢，不同阶层的人以各自的方式，赋予传统节日新的内涵。即便部分节日保留了祭祀、祈福等传统形式，也不再是核心内容，反而成为娱乐活动的铺垫，比如清明祭扫之后，人们踏青赏春、放风筝，将对先人的思念与对现实生活的热爱融为一体。这种去神圣化、重世俗化的转变，在各类节日中呈现出高度的一致。
更为深远的是，唐人开启的这场节俗变革，奠定了中国传统节俗演变的主流方向。即便后世朝代中，人性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，传统节俗中“崇神敬鬼”的原始意义也未再回归主流，反而逐渐沦为流于表面的仪式；而唐代注入的“娱乐化”“现世化”特质，却不断被传承与强化。从宋代的元宵灯会、中秋赏月，到明清的端午赛龙舟、重阳赏菊，无不延续着唐人享受当下，亲近自然的节日理念。
《浮世长安：唐代的民俗与人文》两位学者以系统专业的民俗学研究体系为基础，运用与唐代相关的文学作品深入浅出地论述，复原出繁华多元的真实唐朝的图景。并且这些研究并非是空中楼阁，而是可以从今人的生活往前追溯，让古今有了交互感。那些诗文撰述、经史典籍、笔记轶闻、传奇小说、敦煌曲辞、碑铭墓志以及民间传说、歌谣谚语等，都为人们的理解提供了丰富的佐证，让活生生的大唐世界得以从故纸堆中浮现。
来源：北京晚报
作者: 夏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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